誰為誰作主 —The Farewell別告訴她 影評

“根據一個真實的謊言”（Based on an actual lie），是全華裔電影《別告訴她》（The Farewell）的開篇引言。王子逸（Lulu Wang）執導的這部半自傳式影片聚焦在一個中國人家庭常出現的謊言上：一個時日無多的絕症患者，家人選擇不告知其真相。

2010年夏天，當時我還在讀master program，暑期回家的時候身體健康出了一些問題，需要住院手術。在醫院的處理過程極快，大概一天之內決定並入院。當時我結婚才一年，老公在美國做intern，為了有可能的工作offer，為了我們接下來的發展，很忙也很緊張。我媽媽在討論中堅持不要將我突然住院手術的消息告訴我老公，認為我的情況比較輕微，他知道了因為工作的關係也無法回來，只剩擔心，十分無必要。我爸爸認為一定要告知我老公，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丈夫，不論事情大小，他有權利知道，但也同時告訴他我這邊一切都安排妥當不需要他飛回來。在The Farewell中，我媽媽的想法符合電影中絕大多數家人的觀念——為了一個更重要的目標，家人之間互相隱瞞真相，替對方分擔責任。我爸爸的立場與女主人公和少部分家人的看法類似，要告知真相，把決定權交給對方。

影片介紹

成長在紐約的華裔女孩Billi（Awkwafina飾演）夢想成為一名作家，但一切並不順利，沒有得到期盼已久的古根海姆獎學金，自身財務狀況非常差。作為移民第二代，遠離親人，在身邊的只有父母，但卻得不到支持和理解。能給Billi以家人溫暖的反而是遠在中國長春的奶奶，即便是在越洋電話中，Billi也能感覺到奶奶給她的支持和鼓勵。但Billi得知，奶奶被診斷為肺癌晚期，大概只有幾個月的壽命，在震驚和悲痛之餘，父母告知Billi，全家人決定對奶奶隱瞞病情真相，但為了能讓大家有一個不被懷疑的理由回家探望奶奶（或許是最後一面），決定讓Billi在日本的表弟回家辦一場婚禮。因為Billi情緒過於激動和對這個計畫的質疑，擔心她一定會在奶奶面前露餡，父母不許Billi一同去長春。

思慮過後，Billi獨自一人回到長春，向父母表示會配合計畫。Billi和其他家人對是否應該隱瞞奶奶有過多次爭執，最終表弟的婚禮還是如期舉行。借著對新人祝福的機會，每個人都表達了對奶奶的感激，像是一場歡喜熱鬧的告別式。回紐約前，Billi告訴奶奶自己沒有拿到獎學金，想成為作家的路似乎很難，奶奶鼓勵她要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堅持理想。影片最後，片中奶奶的原型，真實世界中導演的奶奶在被診斷六年後仍然健在，這個謊言還在繼續。

觀影感受

不一樣的移民主題

The Farewell講述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好的電影都是要力求討論人或事件的多重價值觀，但向病人隱瞞病情這個話題，對於西方背景的觀眾，是一件遊走於幾乎非法或犯罪的行為，是否能被理解和被賦予同理心是一個挑戰。而對於亞裔背景的觀眾，這又是一個稀鬆平常的行為，就像前面我自己的例子，每個家庭都會發生，想從這件事拍出深度和角度亦不容易。但在移民與非移民家庭這個衝突的文化背景下，導演很好的找到了切入點，最終圍繞著一個謊言展現了非常多的視角與層次，避免單一價值評價。

移民到美國的Billi一家是對這個謊言持疑問的一方，其他家人，比如奶奶的妹妹、大伯父、奶奶妹妹的女兒等都是堅定要守住秘密的一方。片中Billi定居日本的伯父（蔣永波飾演）對她解釋，這是一種文化差異。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自己承擔一切理應得知一切真相。中國人的家族文化是一種集體主義，不讓奶奶知道自己的病情，其實是其他家人替她承擔了面對死亡的感情重擔。這種兩分法並不是很新鮮的解釋，雅克盧梭，馬克斯韋伯，霍夫斯塔德等均從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層面討論過這個二元矛盾，甚至中國現代化以來的很多文化問題也被劃歸為個人與集體主義的優劣上。個人主義從倫理上強調個人獨立自主，個人主宰自己的行動和思想。集體主義以團體目標為核心，犧牲個人利益和以團體成功及長遠關係為榮。一般研究都認為歐美國家是個人主義的代表，亞洲、南美、阿拉伯地區都是集體主義盛行地區。但矛盾的是，政治上的現代化法理基礎，全世界都繼承了歐美派尊重個人自由的理念，在集體主義文化下的社會兩種觀念的衝突更加普遍。

在這個解釋框架下，王子逸的電影對移民話題的討論不落俗套。以往的華人移民題材電影都以“人vs.地”為主軸，《推手》《富貴再逼人》《秋天的童話》等的情感主旨都是“我屬於哪裏？”因為生活所迫的普通人背井離鄉，在忍受歧視努力生活後仍然是一種無根漂泊的狀態。在The Farewell中，導演表現的移民問題是“我屬於誰？”出身於集體文化的華人家庭的Billi一家卻又接受了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美國文化。這種混合式的移民文化在倫理上想要向家族團體靠攏，在價值觀上又無法忽略美國政治對天賦人權的重視。在電影中，奶奶顯然不屬於自己，她被動出讓了權利的同時也讓渡了責任。在結果導向的模式中，奶奶不用面對死亡的恐懼有利於她的生活質量，但她也無法知道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如果知道一切她會怎麼做也成了非選項。這個謊言效果的高潮其實出現在影片結束之後，現實中導演的奶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開朗地活著，在“好”的結果下，這種出讓個人權利以達到greater good的行為最終也反過來令個人利益最大化了。支持者曰：何樂而不為？

權利和責任是相輔相成的，自己對自己也一樣，當自己拿到為自己作主的權利，也同時也負擔真相和選擇的壓力。年輕的Billi是想要“我屬於自己”的。經濟狀況不佳的她還是堅持不和父母同住。得知這個謊言後，不斷地向家人嘗試，是不是應該讓奶奶知道真相。看著奶奶無法主宰自己人生的Billi，不僅困惑，也有氣憤和失望。這種複雜的情感最終在很有意思的一幕被宣洩出來。表弟和女友愛子婚禮的前晚，愛子的耳環不見了，大家在房間的地毯裡搜尋耳環，Billi和母親為了是否告知奶奶真相的事再次起了衝突。Billi將對這件事的不安追溯到童年時期，父母不在身邊，只有在長春奶奶陪伴她，但這份幸福卻被突然的移民打斷，她生活在痛苦下，卻從來得不到一個解釋，聽到只有“這是為你好”。從Billi的角度，她能尊重和理解對奶奶的謊言，但卻無法坦然接受這是對的。影片不僅給出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也展現了Billi自身的脆弱與此相關，整個矛盾就更有說服力。

認同感與失落感

在謊言這個主題之外，The Farewell同時不避諱地提供了一種移民的身分認同感，也是呼應了“我屬於誰”的主題。籌備婚禮的團圓飯中，已有深深美國認同感的Billi父母與長春的家人起了爭執。小姑吹噓中國淘金容易更有錢，Billi母親嘲諷她想把兒子送到美國的矛盾心理，並且捍衛他們一家作為美國人的歸屬感，大伯立刻對母親表忠心永遠是中國人。類似的爭論在網絡上屢見不鮮。究竟每個人有沒有決定自己身分、文化、國別認同感的自由？不僅自己的身體，自己思想的歸屬感的決定權是否在自己手上？用對與錯的二元認知結構來衡量身分認同有多壓抑？這些問題在移民與非移民家庭之間同樣存在巨大差異。

導演在影片中的很多鏡頭並不與核心矛盾直接相關，但塑造場景，令整個故事的框架豐富。比如當Billi回到長春時，坐車路過市中心未竣工也未開工的大樓，吊車就那樣懸掛著，依稀能看到政治宣傳中閃亮的發展驕傲，也能看到信用擴張後的爛尾工程。當Billi再次看到這片拆遷新區想要停下來探究過去時，被奶奶阻止，告訴她過去的家早都沒有了，沒有什麼好看的。這短短的場景表現了普遍的中國城市問題。失去的，是這裏不能說出口的群體意識。影片中不管是移民家庭或者非移民家庭，人們在經濟上生活物質上得到了，但仍然有深深的失去的感覺。移民失去的親情和家庭歸屬感，集體主義失去的個人權責的可能性。導演通過一個非常具體事件把這種情境傳達出來，是失望挫敗的，但何去何從，導演沒有給出她的答案。

黑色幽默

片中幽默的場景也很多，通過場景結構與衝突並置的方法，導演很好地掌握悲劇與喜劇的平衡感。奶奶帶著全家人在墓地給爺爺祭拜，一邊是真摯地懷念爺爺的悲傷感，一邊是Billi媽媽覺得最虛假的職業哭喪。家人一邊恭敬地給爺爺不停鞠躬，一邊奶奶為了一些瑣碎的小事頻頻請爺爺保佑。在表弟地婚宴上，主旨是透過婚禮大家隱密而感傷地向奶奶告別，但環繞在那個空間裡的卻是奶奶和老戰友打情罵俏，家人們做遊戲給表弟灌酒。甚至在地毯裡找耳環那場戲，Billi和媽媽大聲用英文爭執，背景裡的其他人因為語言的隔閡被排除在外，不為所動繼續找耳環，這種身處同一場景卻巧妙隔離的鏡頭結構真的很黑色幽默了。

結語

一般人們初次出國或到國外居住，面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習慣，會有“文化衝擊”，會產生不安與焦慮，甚至孤獨感。但移民家庭融入另一種文化後，再回到故鄉，會有“逆文化衝擊”，相比初次的shock，逆文化衝擊更難以適應，甚至會生氣，情緒帶有攻擊性。如果這些衝擊發生在一個家庭的家人之間，是怎樣一種體驗？家人之間的友善和理解能達到的厚度在哪裏？這些也是The Farewell給觀眾更綿長的思考了。